核电“航母”唤醒沉睡海湾破浪前行

第二十二站 大亚湾

  历史瞬间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并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1994年2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3个月后，二号机组也顺利投入商业运行。

  2008年7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顺利完成了总额为56.74亿美元的大亚湾核电站基建贷款偿还任务，圆满实现了当年“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目标。

  敢为天下先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时表示，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这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提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开启我国核电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

  电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时，广东省经济在全国居中下游水平，面临着能源短缺，电力紧张。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全国在这个消息宣布之前，就有过建设核电站的构想。

  然而，国家计划的首个商业核电站最初却并没有考虑建在广东。１９７８年２、３月份，中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赴法国对核电站进行全面考察，随后提交的报告建议在江苏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

  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考虑了其它可能的路径。从１９７８年下半年起，广东就准备组织核电建设队伍。１９７９年，广东两次邀请美国核电建设专家林杰克来华传授经验。当年５月，第二次来到广州的林杰克带来了一个在广东建核电站，把部分电量卖给香港，以取得外汇偿还建设核电站所欠外债的方案。

  长期依赖进口煤炭和石油发电的香港，也受到电力的困扰，正在寻求新的能源供应途径。占香港地区发电量７０％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下简称中电）对广东的建议表现出极大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在国家支持下，１９８０年底，《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在广州举行签字仪式。

  １９８１年５月至６月，国务院召集１１部委共２８４位领导、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审查会足足开了２９天，可研报告还是没能通过。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并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

  从质疑到肯定

  １９８７年８月，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材料没有国家计划，全部“市场采购”；施工管理摒弃了传统的“大会战”，项目招投标制、法人负责制、承包合同制，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建设出现了许多“第一次”尝试。

  一方面是全新的尝试，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尤其是香港地区，拿着放大镜审视这个瞩目的大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动工后，有人担心中国人驾驭不了洋设备，管理运行不好核电站，起步之初备尝艰辛。

  “抬头需要实力，低头需要勇气。”大亚湾核电人认为，学习就是最好的办法。他们从小学生做起，从每个操作规范学起，从最基本的制度学起。

  于是，大亚湾核电站的中方员工与外方专家结成“一对一”、实行“影子培训”，从每个最基本的操作规范、制度学起；

  于是，大亚湾人用了整整３年，翻译出版了１０００多卷、１．５亿字的《设备操作维修手册》，这是我国迄今最庞大的翻译出版物……

  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经过一系列艰苦和精心的准备，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３个月后，二号机组也顺利投入商业运行。

  在向外方学技术、学管理的同时，大亚湾人也学到了现代的经营理念、企业制度、运行机制，在筹资、建设、运营等多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接轨。１９９７年７月，比预定时间提前了２年，中方厂长接替法国厂长掌管大亚湾核电站，实现大亚湾核电站的自主运营。

  从学生到伙伴

  大亚湾人的努力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就在投入商业运行的１９９４年，大亚湾核电站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 “１９９４年度电站大奖”，这是在全世界范围５座获奖电站中唯一获奖的核电站。在法国电力公司组织的国际同类５０多台机组、累计４０项次的安全业绩挑战赛中，大亚湾人获得１９项次第一名。

  在获得他人尊重的同时，大亚湾核电站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利益，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年上网电量由当年预期的１００亿千瓦时提高到目前的１５０亿千瓦时。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大亚湾核电站按期完成全部基建贷款本息５６．７４亿美元的偿还任务，由合营公司演变而成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另有多个在建机组。

  也是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每年投入１５００多万美元对大亚湾核电站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以国外引进的百万千瓦核电机组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多项重大技术进行改进，探索形成了具有自主品牌的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路线——ＣＰＲ１０００。据悉，我国目前在建的２４台核电机组中，有２０台采用了ＣＰＲ１０００方案。

  今天，大亚湾核电站从完全引进，变成了现在的合作开发，昔日的“小学生”，已经具备了与国际核电巨头并肩合作的实力，变成了“伙伴”。

  解密１

  小平寄予厚望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广东核电合营合同签字仪式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时强调：“用这个项目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让我们共同努力”。

  小平同志的话，赋予了大亚湾核电站作为改革开放标志性工程的重大意义：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为我国开创了利用外资建设大型基础产业项目的新路子。

  解密２

  核电站缘何选址大亚湾

  本报记者 王奋强 金涌 叶志卫

  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品了中国商业核电站建设的“头啖汤”。

  大亚湾核电站屹立于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面向大亚湾一隅。大亚湾核电站所在地，恰巧与深圳、香港两地，构成黄金三角——这里距深圳市的直线距离为４５公里，距香港九龙尖沙咀的距离为５２．５公里。

  １９７９年，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开始就合资兴建大亚湾核电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详尽勘查，综合评审，终于在１９８３年选定大亚湾畔的大坑村麻岭角为核电站厂址。

  核电站厂址的选择要考虑到诸多因素，如地理、气象、航空、航线、人口密度都要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这里离负荷中心近，地质条件好，厂区周围没有发生过６级以上地震，２０公里范围内没有产生６级以上地震的能动断层，地应力低，属地壳相对稳定性较好的地区。过去这里人口少、迁移量小，而且靠近海边，有充足的海水作冷却源，因此厂址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如今建成运营的大亚湾核电站，７０％电量输送香港，３０％电量进入广东电网。

  人物１

  安清明

  用智慧赢得外方尊重

  本报记者 王奋强 金涌 叶志卫

  在大亚湾核电基地腹地，８４岁的安清明老人特地从市区赶来，重温他当年投身大亚湾核电建设的燃情岁月。

  在安清明老人看来，投身中国核电事业是他一生的骄傲。早在１９８５年１月，安清明就从广东省劳动厅厅长任内，调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执行董事，成为业主方的谈判领导机构“七人谈判委员会”成员之一。

  由于谈判事涉高度机密，在深圳核电大厦举行，谈判委员会专门租用了一条通讯专线与北京联系，每天谈判的情况汇总后，通过这条专线第一时间向国务院以及国家计委、电力部和核工业部等有关部委进行汇报。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内地谈判者在与港方以及外方顾问交流时不时发生矛盾和磨擦。比如，港方人员担心内地人以“人有多少胆，地有多大产”的激进、主观方式处理问题，而内地一些谈判人员则担心港方偏向英方；在与外方专家合作的过程中，中方有些专家习惯抱着“主人翁”的姿态，不太愿意听取对方意见……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与港方和外方专家合作，谈判委员会煞费苦心，做了大量工作，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是在花高价买经验，我们要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要学会尊重对方。”

  谈判委员会不仅要做思想工作，还需要在谈判策略方面出谋划策，确定价格目标。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在谈判桌上与外方斗智斗勇，用智慧赢得了外方人士越来越多的尊重。

  大亚湾核电基地的建设历程同样充满了艰辛，历经波折。在安清明的记忆中，核电站正式开工后不久出现的“漏筋事故”，就曾引发风波。

  那是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４日，合营公司的一名中方技术人员在一号反应堆筏基发现漏筋事故。经缜密调查，事故因施工人员错误理解施工图纸所致，而且核岛筏基设计的安全裕度很大，土建施工漏放钢筋并不算很严重的工程问题。核电站建设者争分夺秒，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

  同年１１月３日，合营公司、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香港工程界、科技界知名人士，以及国内外媒体人士８０多人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１１月９日，停工５５天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核岛土建工程全面复工，风波至此化解于无形。

  为化解港人对核电安全的疑虑和误解，１９８６年，合营公司就将核电设备的模型运抵港岛，与中国核学会、香港科技和谐促进会联合推出了大型展览《香港核电技术展览会》。安清明提前５天抵港亲自督办布局，历时１５日的展览延期３天才结束，一时轰动港岛，观展港人络绎不绝。１９８８年，以香港专业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为主要成员的首届“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成立，并使该委员会自此成为就核电站安全情况沟通香港公众的专责机构，卓有成效地化解了港人的疑虑。

  １９８９年，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大亚湾核电站成立联合党委，安清明出任联合党委书记。那时的“安书记”坐镇指挥，从容应对，确保了大亚湾核电站稳步建设发展的好形势，给人们留下了至深印象。

  人物２

  濮继龙

  首任大型商用核电站中国人厂长

  本报记者 金涌 王奋强 叶志卫

  今年６６岁的濮继龙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严谨而又不失洒脱。他是我国最早赴美从事核安全分析的访问学者之一，我国最早从事核电厂严重事故及其对策研究的科技人员，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第一位中国人厂长。此外，他还是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蒂高级顾问团主席的第一位中国专家。

  早在１９６３年，濮继龙就以全国高考成绩上海地区总分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工程物理系重同位素分离专业，毕业后下放农场劳动锻炼两年，１９７０年进入北京１９４研究所，从事高通量工程实验反应堆物理设计与计算，翌年调任四川核工业第一研究院参加重要课题研究，至１９８０年出色完成反应堆调试启动，第一炉生产设计，特种同位素生产研究。

  特区建设大风唱响的１９９１年初，濮继龙接到调令，赴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生产部应急准备工程师，先后建立起了核安全监督，经验反馈，运行质量保证等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此后，他被总部推荐为大亚湾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５年大修中出现的核反应堆控制棒落棒时间超差事件，他全力以赴，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国际性难题，使得大亚湾核电站当年的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１９９６年３月，濮继龙被任命为第一副厂长，不仅证明他被电站董事会赏识，也受法国专家的信任：中国有很多优秀人才，中国的事业终究靠中国人来完成。

  “而一生中最值得珍贵的日子，是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我正式接任厂长，大亚湾核电建设史上首任中国人厂长。而此前，这个职位都是由法国人担任的。”濮继龙充满感情地说，“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商用核电站的中国人厂长，这种荣誉是人人都会感到羡慕的，而我却是兴奋与忧虑交织，深感任重而道远。”

  担任厂长后，濮继龙面临的一个大挑战是电站内部加强管理，增强团队凝聚力，“我的对策是：充分发挥班子内专家的作用，首先解决励磁机故障问题，让生产先正常起来。在此同时，我一改过去的‘救火式’、抓计划和滚动管理，进而形成十大管理法。同时抓‘三基’，即基本技能、基本技术、基层班组，推动体制与机制创新。”

  濮继龙告诉我们，接任厂长时他设定了三个目标：创造一个比法国机组更好的运行安全记录；把大亚湾的管理从法国模式中提升出来，形成有大亚湾特色的管理文化；培养一支后继有人的员工和干部队伍。

  由于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核电机组的性能业绩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大亚湾核电站在与外国电力公司同类机组的安全生产竞赛中，连续两年获得第１名。与美国１０６个核电机组相比，大亚湾的综合竞争力排在第７位。

  ２００４年，濮继龙过了退休年龄，但集团让他留任工作。去年，他正式离开了行政岗位，仍继续担任董事、顾问、科技委员。他说，“大亚湾核电站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考验、最珍贵的财富。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为祖国的核电事业发挥出更多光和热，这是我一辈子的追求。”

  回眸

  核电之路

  本报记者 叶志卫 金涌 王奋强

  当年，这里还是一片沉睡的海滩，沙鸥栖息，鸥鹭低徊。

  今天，这里依然是碧海蓝天，但中国目前最大的商用核电基地“大亚湾核电基地”６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巍然耸立，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电力。

  ３０多年前，在大亚湾核电站开建之前，世界拥有核电站国家的排行榜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今天，我国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已成为世界第一。

  从一片荒芜的海滩开始，探索一条核电之路，探索一种前所未有的合营模式。从无到有，需要低头的勇气和学习的智慧。

  然而，在具体建设、运营模式中，大亚湾核电站面临着众多的磨难和波折，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锻炼了大亚湾人艰苦创业、勇于创新、持续创优的斗志。

  曾几何时，有人质疑“中国人能管好核电站？”今天，大亚湾核电站已经成了中国核电建设的“黄埔军校”，核电建设大军再次踏上了创业之旅，他们走出大亚湾，奔赴全国各地建设核电站。

  正是“低头的勇气”和“学习的智慧”，让大亚湾人“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的核电事业迎头赶上，超越对手，攀登高峰！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由本报记者 吴铠峰 摄

 

如今大亚湾，好一座, 核电新城！

▲      １９８３年的大亚湾核电站原貌

▲１９８７年８月，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　　（资料图片）

大亚湾核电基地展厅记录了中国民用核电的建设历程

安清明动情讲述

濮继龙回忆往事

 

叶志卫 金涌 王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