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差距渐缩小 偷渡潮平成历史

第十五站 黄贝岭

  历史瞬间

  关于深圳历史上的“偷渡潮”，当年的客家山歌唱道：“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老宝安出现过三次大的“偷渡潮”，目的地直指香港。

  曾担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说：“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差距缩小了，偷渡问题就解决了。”于是，解决体制弊端，调整现行政策，发展城乡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成为深圳建市前后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深港两地差距逐渐缩小，“偷渡潮”不涨自落，最终成为了历史。

  如今，当年偷渡去港的乡亲大部分返回了故土，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到深圳安居乐业。

  逃港汹汹，波及广东乃至全国

  深圳毗邻香港，在建立经济特区前，深圳是惠阳地区宝安县府所在地。圳，有田边水沟的意思，这一带水泽密布，广东百姓、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然而正是此地，改革开放前因为贫穷曾出现三次大的“偷渡潮”，每次都牵动广东不少县市，波及粤东和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由此成为困扰宝安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１９５９年起任佛山地委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曾撰文回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问我，来宝安之后有什么困难？我的回答是，最怕晚上接电话，因为都是关于偷渡的事情，一弄就是一个通宵。”

  在当时的情形下，防偷渡是当时宝安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全国４０００多个县，来宝安偷渡的各地都有，仅从１９６２年４月底至７月初，就有１０多万人涌入深圳，刮起一股外逃风。

  方苞去年１０月２７日曾在本报“口述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２年到深圳建市初期，约３０万人口的宝安县，先后有偷越边界行动的近１６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８万多人，留在宝安农村不足１０万劳动力，多是年老体弱者。宝安县４０多万亩水田约１０万亩抛荒。”

  “宝安县偷渡人数增多，组织上认为我有边防公安工作的经验，对宝安情况较熟悉，１９７３年底，任命我为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此行寄予厚望，强调说，你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方苞说。

  方苞告诉我们，宝安县委从实际出发，借鉴过去解决偷渡问题的经验，通过典型现身说法，开展两个社会对比教育，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与发展农业生产，严密边境管理，依法惩处偷渡团伙为首分子、引渡分子结合起来，作为“基本路线教育”的主要内容。

  经济落差，偷渡风潮屡遏不止

  方苞欣喜地谈到，１９７４年，宝安县粮食生产第一次跨越纲要，每亩增加粮食超百斤，集体分配比上年提升到１４５块，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制止偷渡的综合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７年，偷渡人数明显下降。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１９７９年元旦前后，谣言四起，风潮再涌。边境沿海部分基层干部听到全省酝酿改革开放的消息，要求每户农民发一个过境耕作证或探亲证，容许他们每个月出港探亲。而当时的边境管理政策根本不容许这样做，一时间人心浮动。有些社队干部干脆擅自带领亲友，开船去香港探亲，滞留境外一万多人。同年５月６日，又有谣言说，深圳要开放边境禁区，容许自由出入，当天就有两万多人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涌向边境线……

  方苞回忆说，“当时，由于深圳市委采取了坚决得力的措施，全市党政军警全部出动、宣传、劝阻、拦截、清查，当天偷渡出境仅几百人。那时，虽然制止了一次一场一天几万人越境及可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事件，但事后一二十人的小批量群众性偷渡潮却持续不断，波及粤东与珠三角地区，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递解回来的偷渡越境人员约４００人。仅１９７９年宝安县偷渡出境约３万人。

  为何苦心经营多年的制止偷渡综合治理却挡不住一个谣言？方苞认为，“偷渡潮再起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十年，香港抓住国际范围经济升级换代、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经济快速增长，而内地经济停滞，境内外百姓生活差距日益扩大。”

  事实如此。宝安县在对深圳河两岸境内外农村十年经济发展变化进行调查，如罗芳村是边境内村庄，过境耕作和过境做工人数较多，收入提高较快，１９６６年人均收入１００多元，１９７８年提高到５１３元。但香港新界农民收入提高更大，如境外新界几条村，１９７８年人均收入１３０００港元。宝安县１９６６年农民人均收入１０８元，１９７８年提高到１３４元，而１９７８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３０∶１。巨大的经济差别，是偷渡潮再起的一个根本原因。

  沧海桑田，返回故乡安居乐业

  反复多次、屡遏不止的“偷渡潮”，加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强烈呼声，终于让各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严重弊端，从而也增长了改革开放的意识。方苞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农民的强烈呼唤和诉求。”

  他强调，“不再偷渡越境，最根本的办法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香港快，境内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新界农民好。只要做到这点，他们就不会冒着风险去偷渡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顺应农民的呼唤和诉求，改革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方针政策。”

  １９７８年前，宝安县部分社队对经济作物已进行包产到组、到户。１９７９年，坪山公社带头在水稻田实行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带动全市普遍实行包产到户。从此，打破了劳动一窝蜂，出勤不出力，平均分配的农业管理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１９８１年，为促进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宝安县成立养鸡、畜牧、水产、水果、蔬菜等公司，公司负责良种繁育、饲料供应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收入更高了。比如，林果公司扶助社队和农民开荒种荔枝，到了８０年代后期，不少农户一年种荔枝的收入达到了二三十万。

  随着两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逃港潮”偃旗息鼓，再无声息。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日，距离１９７９年５月６日发生“逃港潮”的３０年后，香港规划署公布最新《香港人在深圳居住状况调查》结果：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共有６１８６５名港人在深圳居住。他们中７１．５％的人表示，未来５年没有打算回港居住。而其定居深圳的原因也不少，最多的是要与父母、配偶或子女团聚，深圳生活指数较低、生活环境佳等也是原因。

  ３０年弹指一挥间，深港融合不断加深。如今，不但当年的绝大多数逃港者纷纷回到深圳居住，而且越来越多的港人也选择在深圳安居乐业。这，恰好印证了方苞的话：“不再偷渡越境，最根本的办法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香港快，境内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新界农民好。”

  解密

  村支书向习仲勋直言：香港比内地好

  本报记者 叶志卫 金 涌

  １９７８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７月初就到宝安调研“偷渡潮”情况。

  在当时关押外逃人员的一个部队营房里，习仲勋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名偷渡人员：“你为什么要外逃啊？”

  偷渡人员回答：“香港比这里好嘛，有工做，有钱赚。”

  随后，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又组织了２０多名村委支书与习仲勋座谈。

  习仲勋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外逃？”

  当时的福永镇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毫不讳言地说：“香港比内地好嘛！”

  这次座谈对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事后，习仲勋对方苞说：“看来外逃问题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习仲勋同志回省后，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省委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３～５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新型的边防城市。

  １９７９年２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省政府的报告。７月１５日，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明确了给地方更多主动权，同时提出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并确定“三个特区建设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人物1 汤锦森

  当年反偷渡：

  白天劳动夜晚防逃

  本报记者 金 涌 叶志卫

  站在黄贝岭上望过去，是郁郁葱葱的罗芳后山，山间蜿蜒的铁丝网是边境线，隔着一条三岔河，河那边就是香港。汤锦森告诉我们，“当年，黄贝岭大队的乡亲逃港，绝大部分选择这儿，过境耕作地太熟悉了，乘着守卫的战士民兵不留神，一撩腿的功夫，过去了。”

  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汤锦森当过黄贝岭大队的民兵营长、村支书，后担任附城公社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今年初，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上退休，这之前，他还当过多年罗湖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１９５３年之前，老宝安和香港一河之隔，文锦渡、罗湖桥、沙头角三卡通关，两地居民往来，一般不查证件，走亲访友方便，还有通婚的，香港大小姐嫁到黄贝岭，也不算稀奇。”汤锦森告诉我们，黄贝岭的萝卜，那时在香港菜市很抢手，农民挑担过去，换消费品回来，互通有无。

  “附城公社有１０００多亩粮田，在界河那边的“插花地”，农民持“过境耕作证”早出晚归，没人跑港。去干什么呢，两地生活差不多，去了打杂帮工，让乡亲看不起。”

  汤锦森话锋一转，“不过，后来形势变了，香港经济上马，开始起飞，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且工资、福利相当高。我们这边呢，农活辛苦农民穷。说黄贝岭吧，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工分六七毛，对面一天八小时六七十块，加班工资另算，一天等于咱几个月呀！”

  于是，青壮年一窝蜂地跑，过境耕作的不回了，民兵枪一扔跑了，还有大小队干部，男男女女，怎么做工作都没用！整个黄贝岭，家家都有跑的，你处理谁，法不责众啦！

  “我们的工作任务，一抓粮食生产，二抓反偷渡，可青壮劳力跑光了，只剩老幼病残守家看门，抓谁去？”汤锦森说他那个生产队，跑得只剩７个男的，其余全是女的，７００多亩水旱地呀。长岭有个耕肚村，最后剩下一个人，后来的宝安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干部白天要劳动，晚上要放哨防逃，辛苦到了头！

  汤锦森向我们分析说，遏止逃港风要从根上找原因，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政策不对头，运动搞乱了人心，拖垮了经济。跑去香港的人温饱不愁，没文化有力气，两个月就开始往回寄钱了，家庭生活迅速提升。开始是寄布料、味精、肥皂等日常消费品，再后来，就寄来黑白电视机、盒式收录机，港币兑换华侨券，上高级商店购物，怎么不惹人眼馋、动心呢？

  当过农民、基层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的汤锦森，能理解当年加入“逃港”大军乡亲们的所作所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面对河对岸的巨大诱惑，单靠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空洞的政治说教，填不饱肚子，解决不了根本，自然也刹不住“偷渡潮”。直到“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这一困扰多年的老大难才得以彻底解决。

  经济不牢，地动山摇。汤锦森说，按照“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指示精神，党委给出边境农民治穷致富的药方是：扩大过境耕作的人数和放宽条件，充分利用边境社队在新界的土地，凡是丢荒的，种粮食的，都改为菜地或鱼塘，丘陵地发展现代化养鸡业，调减粮食任务，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再后来，改“以粮为纲”为“多种经营”，推动土地、鱼塘承包到户，农工商全面发展，办车队、办餐厅、办招待所，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一下子涌现出“万元户村”的渔民村、罗芳村，家家盖起了“小洋楼”，村民人均生活水准超过了大部分逃港人家。从那时候起，已经定居香港移居海外的乡亲开始大批回流。时至今日，单是黄贝岭村，回乡投资、定居、养老的当年“逃港”乡亲，竟达到了九成以上。

  汤锦森最难忘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５日，时任附城公社党委书记的他，接到了市里通知，一早在渔民村委门口迎候首长的车队，而他做梦没想到的，第一个下车的是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从渔民村，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希望，在村支书老吴的小洋楼里，邓榕对父亲说，这里的农民比您工资还高呢。我激动地插话说，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是您的改革开放决策英明。老人家听了默默点头。”

  汤锦森最后一句，特别经典：“奔富路，我们别无选择！”

  人物２ 张锦明

  黄贝岭：穷窝变成金窝银窝

  本报记者 金 涌 叶志卫

  “常言说，金窝银窝不如咱的穷窝。可我们这些人，当年经不住诱惑，抛家离走，老小不管，偷渡去了香港，对不住父老乡亲。”在深圳古玩城，张锦明往当年附城公社党委书记汤锦森杯里续水，几分愧疚地说，“书记，我辜负你的培养，不好意思。”

  老汤笑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看老弟，你不是又回来了。”

  ３０多年前，张锦明是黄贝岭大队拖拉机手、基干民兵，还是培养积极分子，他驾驶的“红卫”和“东风”拖拉机，惹得男仔嫉妒，女伢羡慕。老汤是黄贝岭人，见他聪明好学，吃得苦，就特别关照他，重点培养他。可是一天，张锦明不辞而别了，像村里的青壮劳力一样，偷渡去了香港。

  老汤听到消息，叹了一口气，为什么？

  “往好说，年轻人向往幸福生活，这无可挑剔；往差处想，不就是怕吃苦，不愿守着土地干农活。”但老汤相信，总有一天，家乡变富了，和香港差距没了，跟张锦明一样的，都会回来的。

  这一走就是３０年，当年的小青年，都快６０岁了，沧桑写满脸上。

  张锦明告诉我们，起初在香港又苦又累，好在他有技术，开过拖拉机，先做建筑工，再学开车，一天拿４７块钱，加班费除外，一天下来不得了，黄贝岭起早贪黑，干两三个月还没这多呢！经过辛勤创业，他慢慢上了路，常寄钱回家，给父母盖了房子。再后来做小包工头，开自己的公司，购房买车，小日子不错。

  但是有一天，张锦明突然回到了黄贝岭。一看，嗨，深圳的高楼大厦不比香港少，村民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一颗心就搅动了，睡不着觉了。

  “我再也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了”，如今，张锦明跟许多同样经历的人一起，在深圳，在黄贝岭，安居置业，无忧无虑。

  退休后的老汤，和张锦明志趣相投，两人都略通古玩，没事“淘淘宝”，切磋切磋技艺，鉴赏水平天天有提高。

  回眸

  “潮”涨潮落

  本报记者 金 涌 叶志卫

  深圳，“圳”有“田边水沟”的意思，这一带水泽密布，广东百姓、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

  然而，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好地方，改革开放前，因为贫穷曾出现三次大的群众偷渡潮。每次，都牵动广东不少县市，甚至波及全国，成为困扰宝安发展的一个“老大难”。

  １９７３年底，方苞赴任宝安县委书记时，地委寄予厚望：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偷渡降下来！

  说来容易做来难。

  解放３０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一河之隔，差别之巨，令人震惊。宝安县委在调研中发现：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不对头，农民没奔头”；只要政策对了头，经济搞上去，偷渡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段实践之后，果然得到了充分印证。这就是：粮食生产上去了，多种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了。顺理成章的是，宝安农村稳定了，“逃港风”刹住了，“偷渡潮”退下了，各种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时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由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启了！

  深圳建市尤其建立经济特区之后，改革开放大风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宝安农民已经达到或超过香港新界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两地差距大大缩小。

  如此一来，有谁还会铤而走险去偷渡？！甚至于，那些当年逃港的乡亲也越来越多的回来了……

  “逃港风”遏止，“偷渡潮”落退。偷渡，这个困扰宝安几十年之久的“老大难”，终于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小平说得好：发展才是硬道理！

 

巡逻在粤港边境线梧桐山中的“反偷渡”民兵。

何煌友 摄

▲方苞讲述当年遏止“偷渡潮”。　　本报记者吴铠峰 摄

改革开放后深港往来自由。图为人潮涌动的罗湖口岸。

本报记者 许光明 摄

汤锦森触景生情忆当年

张锦明“逃港”多年后返乡定居如是说。

 

本报记者 叶志卫 金 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