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是一个老话题。从27年前深圳特区诞生伊始﹐香港就已经注定要将自己的未来﹐与这个一河之隔的小兄弟紧密相连。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香港对这个近在咫尺的近邻不曾给予足够的重视﹐粤港双方对两地行政区划的过于拘泥﹐也大大窒碍了合作的深化。
　　直到2003年CEPA签署﹐才为香港与内地合作开放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也为香港与深圳的进一步携手﹐开辟了新的通道。今年2月，曾荫权在竞选第三届特首的提纲中，明确提出要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今年3月﹐包括笔者在内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多份有关加强港深金融﹑航运﹑科研等领域合作的提案。香港回归十周年的7月1日，港深两地开通了西部通道，首次实现了“一地两检”，缩短了过关时间和简化手续。随后，8月9日﹐有香港特区政府“御用智囊”之称的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召集各路媒体，高调公布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罕见地由香港方面主动提出“建构港深大都会”的建议，尤其是提出希望让拥有深圳户籍的居民随时赴港﹐反映出香港人对于“港深合作”﹐有了新的期许。香港更加正视“深港合作”﹐是基于对自身发展的重新认识﹐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着力点的深入分析。
　　在不到3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里，深圳已由一座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发展为拥有846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区面积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2006年的近730平方公里﹔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2亿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600亿元﹐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对于香港而言，今天深圳早已不是“内地的特区”这个简单概念，而是一个从1/549到1/3的质变——1979年，深圳GDP仅为1.96亿人民币，香港GDP则为1075.45亿港元，按当年汇率折合计算，前者仅及后者的0.36％，深圳与香港的GDP差距是1:549；2000年，深圳GDP增至1665亿元，香港GDP为12717亿港元，两地差距大约缩小到1:8；到了今天﹐深圳经济总量已相当于香港的1/3。深圳的支柱产业已经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与香港形成良性互补；深港口岸和基础设施合作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24小时通关和无缝化对接；深港两地的合作领域﹐已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发展到金融、商贸、航运、交通、物流、旅游、环保、教育等多个领域，更共建了深港产学研基地，有4所香港著名大学进入了深圳的虚拟大学校园。
　　当然﹐在深圳腾飞的过程中﹐香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港资一直是深圳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占外商在深实际投资金额的70％以上；港资企业约占深圳所有外资企业的80％。香港人是深圳房地产尤其是高档房地产的重要客源﹐亦是深圳饮食以及娱乐业最主要的外来消费者﹐深圳的多家公司﹐均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深圳酒店﹑码头﹑银行等高增值服务业的主管﹐有许多曾在香港接受培训﹐更多的﹐则曾在香港主管手下打过工﹐学到了今日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知识和技巧。至于20多年来，深圳创造的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包括物价改革、打破“铁饭碗”、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国民待遇、社会保障等等﹐有许多也从香港的发展中汲取了可资借鉴的内容……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今天深圳也与香港一样﹐面对着许多发展的瓶颈﹕深圳的工资﹑房价﹑物价﹑水电费用均已是内地最高或接近最高﹔深圳的可开发土地储备已经所余无几。据专家计算，深圳的土地最多只能承载1150万人﹐可深圳市目前的实际管理人口却已超过1200万！同时﹐深圳还是中国七大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
　　正是由于面对相同的困难﹐才令港深合作有了更加迫切和现实的意义﹔也正因为曾经共同创造了过去的辉煌﹐才令港深的进一步携手﹐有了更远大的目标。不久前举行的深港关系论坛上﹐有深圳学者提出，如果仅按简单的相加方法计算，深港两地的竞争力﹐已超越全球第1的纽约。更有香港学者认为﹐只要港深能够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努力扫除人员﹑资金﹑商品﹑信息以及服务的流动障碍﹐建构“港深都会”﹐则完全有可能在2020年成长为经济总量1万1千亿美元﹐经济实力仅次于纽约﹑东京的全球第三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