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海上贸易的重要链条
——寻找“南海一号”的来龙与去脉
阳江与雷州半岛顶端的徐闻、北部湾的合浦相比，就称不上“大汉古港”了。不过，它至少是“大汉古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武帝在海南与象郡之间增设合浦郡时，即置合浦、徐闻、高凉(阳江)等县。
一直没有发现大型汉墓群的阳江，直到２００９年的初夏，终于得到了一件重量级的大汉宝物：一场暴雨从阳江周亨的小河里冲刷出一个面径宽１４２厘米，高８２厘米的古代铜鼓。它在已发现的古代铜鼓中，面径宽度名列全国第三位、高度则名列全国第一；依照铜鼓的造型、纹饰、鼓耳和立蛙等特征，专家判断其为东汉铜鼓。它是古代部落祭祀盛典、指挥作战的重器，也是古代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不过，高凉古县也好，东汉大铜鼓也好，都不能把阳江的文化知名度提高到国家级文化重镇的位置上。改变这一切的，仍是一个水中宝物。这一回，天赐宝物不是来自河里，而是来自大海。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随着巨大的海上吊臂将２０年前发现的“南海一号”古沉船整体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中，阳江这个寂寂无名的粤西小城，转眼之间天下闻名了。
如果说，“秦兵马俑”讲述的是大秦军事帝国的故事；那么，“南海一号”讲述的则是古代中国海上贸易帝国的千年往事……
从一无所有到一步登天
幸亏阳江市委宣传部派车把我送到离市区４０公里外的“水晶宫”，否则很难到达这个不通公交的地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在海陵岛南部大角山岬角上，这里现在开了以“水晶宫”为核心概念的“十里银滩”系列游项目，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正在兴建中。
把一艘古船完整地放在一个巨型的玻璃缸当中，一边发掘一边展览，如此水下考古与展览相结合的工程，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尝试过。中国水下考古，从没有一个水下考古人员，到有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水晶宫”，一切都是从“南海一号”开始的。
不过，事情也远非媒体上所说的那么轻松，至少现在我们还无法看到水下考古队员在玻璃缸中表演水下打捞工作。这里看到的仍是没有开封的大铁箱。虽然，“水晶宫”的水质、温度及其他环境都与沉船所在的海底情况完全一样，但打开或者清走船体泥沙后，文物会不会变样，古船会不会解体，考古专家心里还是没底。所以，一切尚在研究与准备之中。
“水晶宫”计划展出３万件藏品，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水下考古队对这艘宋代商船进行了小规模打捞，出水各类文物４０００余件，现已有部分文物在此向公众展示。专家和大众一样也只能通过现有的这些文物解读它超乎寻常的历史密码。
“南海一号”是什么年代的古船？
考古的第一要素就是时间，在“南海一号”被发现之前，中国古船年代纪录的保持者是“泉州古船”。我们面前的这艘“南海一号”，会是一个新纪录的创造者吗？
“南海一号”已打捞出的几千件文物中，最能证明它沉没时间的是船上的古钱。这艘古船也很古怪，好似一个古钱博物馆，最早的是汉代五铢钱，最晚的是南宋高宗时的“绍兴元宝”（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汉代的古钱为什么会在商船上出现，难道它是可以流通一千年的硬通货？而“绍兴元宝”告诉我们“南海一号”很有可能是一艘南宋初的商船。
此前，国内发掘的最老古船是“泉州古船”，这艘１９７４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沉船，年代大约在１２７６年左右，属南宋末期。也就是说，如果“南海一号”接下去的挖掘活动中，不再打捞出土时代更近的证物，那么，它就是新的中国古船纪录的创造者。以此而论，“绍兴元宝”古钱就是“南海一号”的身份证，不过，现在的展示设计，其文物罢放的时间链条不是很清晰。比如古钱展柜，放了一小盘钱，没有按年代排序，也看不到应当置于放大镜下展示的“绍兴元宝”。
开馆不足一年的“水晶宫”，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水下挖掘信息，馆内电影厅里播放的只能是一个沉箱打捞出水的专题片。此前沉船的考证长度为２６米以上，宽度１０余米，现有专家根据已有的线索推断，船长应在３２米左右，但不会超过３４米的沉箱长度。能与“南海一号”对比的只有“泉州古船”。此船出土时，其上沿被不知情的渔民当烧材用了，残余部分仅有２４米长，９米宽，专家认为复原长度应为３４米长，１１米宽。可以说，“南海一号”与“泉州古船”的实际长度宽度都差不多，但不知为何南宋晚期的“泉州古船”的吨位报告是２５０吨，而南宋初期“南海一号”报出的吨位则是８００吨？
一条重要的南宋航海链条
走进“水晶宫”，迎门即是一个电子“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事实上，除了明《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前朝没有留下一幅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图，这里展示的只是根据文献记载推算出的示意图。
唐宋两朝，中国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中国商船不仅到达东南亚各国，而且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但这只是文献留给后人的贸易细节，考古学者一直期待更为直接的航海物证。１９９８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西部的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沉船，当时被命名为黑石号“Ｂａｔｕ Ｈｉｔａｍ”，现在多称它“勿里洞沉船”。据专家考证这是一艘阿拉伯单桅三角帆船，沉船中装载了大量的“长沙碗”（瓷碗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根据长沙窑瓷碗上唐代宝历二年（８２６年）铭文，沉船年代被确认为９世纪上半叶。这艘来中国贸易的商船所贩运的瓷器中，有些带着明显的伊斯兰元素，应是为阿拉伯市场专门制作的。“勿里洞沉船”为人们提供了大唐海上贸易的商品、客户和集散地点的重要信息。几家中国博物馆曾想购买此中的文物，但后来被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以３０００万美金整体买下，我们无缘见到这些大唐宝物了。不过，“南海一号”的出现，使我们至少有一条南宋的海上贸易的实证链条。
中国现已发现的两艘最古老的沉船都是南宋古船。前有南宋末期的“泉州古船”，今有南宋初期的“南海一号”。从所载货物看，“泉州古船”是载着国外的香料等货物从南洋归来；“南海一号”则是载着中国南方的陶瓷等货物远赴南洋。这一前一后与一来一去，为人们勾画出一个南宋海上交往的实证链条：显然，唐宋海上贸易主体早已不是被今人符号化的“海上丝路”，而是香料与瓷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一个需要大量引进香料的国度，泉州古船很有可能是贩运南洋香料到中国，而后再倒卖给来泉州做贸易的阿拉伯人，再由他们转手贩给不产香料的欧洲。作为瓷器大国的大宋，既可出口原创产品，也可来样加工。有进有出，有转手倒卖的大宋海上贸易，其开放与多元可谓前无古人。
“南海一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８００多年前，“南海一号”像个醉汉晃晃悠悠地沉入阳江海底，在首尾两端留下了让后人费解的悬念：它的始发港是哪里，它的到货码头在何方？不久前，去泉州参加中国航海日活动，听泉州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人员讲，“南海一号”的起航地，很有可能是泉州。从大的环境讲，北宋灭后，大宋政经中心南移，“南海一号”上出现的都是南方名窑，如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从沉船主要运送的青白瓷来看，有８０％来自福建两大名窑。泉州人因此推想，这么大宗的福建瓷器，不可能从浙江或广东装船，一定是从泉州起运。
“南海一号”到货码头的线索，在沉船上发现的部分瓷器中也有所显露，如棱角分明的酒壶和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带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它们很有可能是大宋接受海外“来样加工”的外销瓷器，而中国南方名窑都有给阿拉伯地区加工瓷器的历史。这一点，唐代的“勿里洞沉船”已得到证明。所以，“南海一号”很可能是在东南亚交上一批货物后继续前行，最终到货的码头是阿拉伯的某个港口。
实际上，唐宋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已是瓷器文明了。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唐宋瓷器的输入改变了“掬而食之”习俗，上层社会率先改用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宋瓷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所谓，水下考古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去打捞那些沉没的文化稻草。
大澳村解密“十三行尾”
现在存放“南海一号”的海陵岛“水晶宫”其实不是它沉没的海域，它失事的海域更靠近对面的东平镇大澳村。只是为了参观和旅游更加方便，“水晶宫”才选址阳江的旅游胜地海陵岛。
人们推断阳江的大澳是古代商船从广州到徐闻的必经之地，但无法论定大澳在宋或宋以前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大澳村能证明的是明清时期，这里是一个重要港口，尤其是清代，它一度与广州“十三行”并称为“十三行尾”。相传“十三行”得名于明代，它是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贸易商行的概括。但这“十三行尾”是做什么的呢？据东平镇的宣传委员讲：“十三行尾”就是为“十三行”提供服务的“酒楼、青楼、赌场”的概括。不过，这些“十三行尾”的旧址已找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晚清的大澳商会，立在晚清古巷中的一座白色小洋楼。
据阳江新闻科的黄光景介绍：如今的阳江不仅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还是一个水产大市，连续１０年全市水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居全省第一。这个举足轻重的“大鱼仓”，不仅注重打造海洋渔业品牌，而且，还注意保护渔业文化。阳江的省民间歌王陈昌庆，特意送了我一份“第八届阳江开渔节”祭海方案，纸上飘来流传千百年的南海渔歌……
（珠江文化星座寻访系列完结篇）
大澳古渔村
唐代长沙窑阿拉伯文碗
阳江铜鼓(汉代)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
深圳特区报记者 梁二平 文／图
